本文系对赖惠敏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（中华书局，2017年）的书评。

雍正元年，两江总督查弼纳曾有一件奏折，称：“査得两淮盐商每岁给臣衙门之礼银二万两，随封银四千两。……倘若不收取，则白白便宜了富贾豪门，于诸商贩亦为不利。故每年此之二万银两，臣照收不误，送交内库，以备皇上赏赐之用。 ”雍正帝当即在夹批中回绝：“此不可也。尔留下用于公务，果诚无用，则数年为一段陈情，缮本具奏，予尔议叙。朕绝不担私受省臣贡银之名，虽可百般伪装巧饰，但帝王所行，名留天下万世，岂能隐瞒。”

然而雍正帝的继任者显然不是这么想的。在赖惠敏教授撰写的这部著作中，我们看到，乾隆帝毫不迟疑，利用内务府人员掌握的权力，从政府诸项收入中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“荷包”争取更多的款项。而且这位“十全老人”不仅会“挣”，还很会花。京城和热河大片的佛寺，成群结队的蒙古喇嘛，无休无止地做着法事，都是皇上的内帑为之赞助。